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
严歌苓推出文学作品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又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小说《护士万红》①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要展示的是一个“护士”的形象。而在之前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她迅速刻画出了“赴宴者”“客店老板娘”“*场叠码女”“老师”等一系列形象，将写作的范围不断扩大，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色彩甚浓的故事。坦率地说，严歌苓近期的一些小说，并没有任何创新，只是在不断地自我重复中进行“自动化”写作的结果，这无疑耗尽作品本应具有的品质，从而造成了小说人物性格雷同、身份与角色功能错位、故事传奇化、结构僵硬的恶果。为了使故事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作者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占据道德制高点，让小说具有不容辩驳的道德优势。这无疑是一种丧失耐心的写作，也是创造力退化的表现。这种创作困境，严歌苓丝毫没有意识到，反而在这条创作歧路上，一路狂奔。
中国论文
一
《护士万红》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结构也异常单薄，讲述的是万红护理植物人“英雄连长张谷雨”的所见、所闻、所感。这样的人物结构设置，无疑是充满了故事的，也符合作者一贯的“在极端的环境中表达人性”的创作理念。但是，创作目的能否达到，则取决于作者是否具备高超的修辞技巧，创作视角是否恰当，人物身份与言行是否相符等等。从以往的写作来看，诸如此类的创作素质，严歌苓是具备的。遗憾地是，她近期的大部分作品，人物身份与言行发生了严重错位，但她自己却浑然不知，这成了她小说中的叙事硬伤。《护士万红》也是如此。
小说中，万红的身份是护士，综合素质非常优秀。她不但“认识拉丁文药名”、熟悉“‘植物人’护理要则”、“静脉注射”能“一针见血”，而且还能“熟记药典，把拉丁文药名的药品功用、负作用、过敏反应等马上背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能在诸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照顾“英雄人物”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接着，作者告诉了我们“英雄连长张谷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他因为救人而受重伤，已被*区著名的“吴一刀”吴医生确诊为植物人，康复的希望几乎为零。但万红从看到张谷雨的第一眼开始，便固执地认为他不是植物人，他还有敏锐的意识与丰富的情感，只是人们都看不见罢了。
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还会发现，万红仅仅凭借这一感觉，就抛弃爱情、前途来照料张谷雨，甚至与整个世界为敌也在所不惜。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钦佩的行为，是急需弘扬的一种崇高精神。但是，如果按照常理、按照正常的逻辑来推断，作为一个医务人员，理性地面对生命，要比感性地感知生命，要重要得多。而万红对“张谷雨非植物人”的判断，完全来自于她的感觉，并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这一举动，无疑是超出了一个护理员对于病人的正常认知。当然，这并不是说医务人员就不能这样做，而是说，如果这样做，就必须提供坚实的理由，从而让读者感到这样做是可信的。可以说，这是整部小说叙事的关键点，能否成功地处理好这一点，不但关系到万红这个人物形象能否“立”得起来，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小说叙事的成败。
要使读者信服，就必须使小说具备强大的说服力。而强大的说服力，来自于严密的叙事逻辑。从而，小说中的人物能够在这种逻辑之下，独立存在。正如略萨所言：“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那它就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于是，它就能够吸引读者了，能够让读者相信讲述的故事了；优秀的小说、伟人的小说似乎不是给我们讲述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用它们具有的说服力让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②一部小说只有具备强大的说服力，才能够使读者产生一种“似真幻觉”，这样，小说这座“虚构的大厦”，才能够耸立。
遗憾地是，作者并没有处理好这一关键点，而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让道德在场，强使读者接受。这样，小说虚构世界的完整性被撕裂了，小说人物，也变成了虚幻、甚至是虚假的形象。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万红的身份不是护士，而是病人的家属，或者其他非医务人员，故事情节的发展就会自然顺畅得多，叙事也不会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譬如，如果将角色换成类似王葡萄这样的女性，或者赋予她一个妻子的角色，则能完美地承担小说叙事所赋予的角色功能。王葡萄将张谷雨视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能说得通。而且将很好地体现出女性内心的宽厚与博大，人性的丰满与辉煌。事实上，不用仔细分辨，读者就能轻易发现，万红的性格和行事的风格，与王葡萄如出一辙，可以说，作者塑造的万红，只是一个更换了护士服的、改良版的“王葡萄”。王葡萄能“活”起来，是因为她的身份与角色是相统一的，而万红却是僵化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份与角色错位带来的恶果。
其实，作者也意识到了“护士”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困扰。为了顺利解决这一困境，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不得不暗中改变万红的身份。于是，她从一个护士变成了一个准情人或者准妻子的角色。从此，“英雄连长张谷雨”，变成了她的“谷米哥”。她的“谷米哥”开始对她的穿着、打扮有了一份自己的“看法”；她与吴医生好的那天晚上，“谷米哥”还将“帐杆拽倒了”，以显示他的不满；她换衣服被人偷看的时候，“谷米哥”“弄倒了输液架”向她报警……当然，如此种种迹象，都是万红“猜测”出来的，因为她无法证明这一切都是“谷米哥”所为。
如果万红的角色转型成功完成，那么，她的一切行为，便会被读者顺利接受。问题是，作者并不希望万红变成张谷雨的真正情人，或者妻子，而是希望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增添一个全新的角色，开创一个“新的叙事领域”。最终，万红只能在这两种模糊不清的角色中转变，继续身份与言行的错位。
二
身份和角色功能的错位，并不仅仅发生在万红身上，小说中其他的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发生了错位。如果说，万红是作者耗费了较多的精力精心刻画的人物，那么，其他人物，则都属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陪衬之物。他们没有人格，没有思想，没有生活，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衬托万红的光辉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注视过他们，更不可能带着同情的眼光，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成了作者随意玩弄的对象，一些没有生命的木偶。 譬如吴医生。吴医生初次出现在小说虚构的舞台上，还是相当辉煌的。通过秦教导员的隆重介绍，读者得知他不仅医术高超，是医院有名的“吴一刀”，而且是一个风度翩翩，全院女护士的梦中情人。但好景不长，随着万红的到来，这种“高大上”的形象开始坍塌。“他端了午饭走进办公室，看见一个细细的嫩葫芦似的腰身伏在办公桌上。那腰身背朝着门，他只能猜想她在阅读什么。他从她的肩看过去，发现她读的是张谷雨的病例卷宗。他头一个想法便是：我那一笔字还过得去吧。”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医院的权威，看到护士在查看病人的卷宗时，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念头，竟然是自己的“那一笔字”漂亮与否，出现如此轻浮的举动，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样的戏剧性描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贯穿小说文本的全部。在吴医生考取*医大的研究生之后，和万红说的一席话，也同样充满了戏谑性。“吴医生马上改用一种软和的笑容，说：‘你知道么？现在大城市心很高的姑娘都在打什么主意――她们找人做媒，专做研究生的媒。前两年还在高干子弟里混的姑娘，现在来追求研究生了。我还是预科研究生呢，我妈就迎送了三四个媒婆！’”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这种天马行空的笔法，也不得不惊讶于这种信口开河的胆量。且不管“心很高的姑娘”放弃“高干子弟”，转而追求“研究生”这一细节是否属实、是否可信不说，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也不会面对自己心爱的姑娘，说出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从小说中可以得知，吴医生即便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至少也是一个成功人士，毕竟是一个响当当的“吴一刀”。而且，他的智商也不低，要不然就不会考取研究生了；情商也相当高，这可以从挑选万红作为护理护士时那不动声色的安排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情商和智商皆优的成功医生，即便说话从来不经过大脑思考，也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如果这番话换成另外一个人来说，诸如媒婆之类的，就合适了。而从吴医生嘴里说出，显然是作者没有经过思考，随性写作的结果，严重错位了。
随着叙事的进行，吴医生又进行了一番弱者、甚至是无赖的告白：“你毁了我，万红！我糊里糊涂找个女人，跟她糊里糊涂就上了床！假如我跟她结婚，你记着，你还毁了我跟她的婚姻，因为只要你活着我就不会待她好。你毁了我！有你在，天下女人在我眼里就那么蠢，那么势利，那么丑！一想到你找个活死人，腔肠动物，你都待他那么好，换成我这样一个晓得疼你爱你的活男人，你还不知道有多温柔。一想到这一辈子我没福气跟你过，我还不如一个植物人，我还能好好活吗？我既然不能好好地活，跟哪个女人结婚有什么区别？你说你不是毁我是什么？”这里，作者极尽铺张之能事，让吴医生丧失理智般吼叫，目的是再次衬托出万红的独特与优秀。但是，作者那无与伦比的荒谬笔法，也显露无疑。从上下文语境中可以看出，吴医生的这一举动，并不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走向，而是作者出场强行安排的结果。吴医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弱者，也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更不无赖，对个人的情感，也控制得相当好。他虽然和万红“好”了，但从他离开56医院到*医大读研究生，到和别的女人订婚为止，小说中从来没有明确指出他和万红有过那怕一刻的如漆似胶、依依不舍，更谈不上生离死别的浓厚情感。而这里，却突然之间冒出这样一段告白，无论如何都显得太过突兀。
就这样，为了突出万红的需要，吴医生被漫画化了。而其他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厄运。张谷雨的妻子如此，儿子如此，秦教导员如此，陈如此，其他护士也如此，所有出现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如此，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许多世纪之前，贺拉斯就曾指出：“我们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③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定律。如果人物的年龄与语言、行为方式不匹配，这个人物形象就无法立起来，小说虚构的世界也会走向坍塌。同理，人物的身份和言行如果出现错位，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正是因为此，在阅读《护士万红》时，读者始终无法融入小说虚构的世界，无法与人物产生共鸣，最大的原因来源于此。
三
人物身份与角色功能的错位，是严歌苓近期小说创作的通病，也是一个足以摧毁她小说质量的严重弊端，但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从《赴宴者》《老师好美》，到《护士万红》，这种错位都明显存在。她似乎在追求创作速度的过程中，来不及对人物形象进行精雕细琢，放弃了对人物身份和言行统一的精心揣摩，而是完全放任自己虚构的才能，在想象力的支撑之下，信马由缰。借用郜元宝先生的一句话，这也属于典型的“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④吧。
在《赴宴者》中，作者的意图也很明显，她试图通过一个下岗职工董丹的“传奇”遭遇，来展示中国当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失范，包括价值的崩落，制度上的漏洞等等。小说中，董丹是一个下岗职工，“连给父母写封像样的信都不够，得要请教字典才行。”⑤这样的人，很明显是不具备写作能力的。有意思的是，作者竟然让他假扮，参加各种与文学艺术相关的高级宴会。让一个“”去赴宴，本来是聪明的选择。活动的范围比一般人大得多，进入各种场合也相对自由，能目击更多人生世相，探视各种人性的表演。但是，既然是“”，就必须具备相关的素养。让一个写封家信都吃力的下岗职工，来担当这样的角色，无疑存在巨大风险，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好，整部小说，将面临失败的危险。事实上，《赴宴者》也确实失败了。作者显然无力处理好董丹面临的诸多困境，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只能强行出面，武断地改变叙事走向，从而造成了小说文本中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空白。
《老师好美》也同样如此。小说讲述的是一段师生之间的三角恋，作者试图通过这段不伦恋所带来的恶果，说明高考对中学生性格的扭曲，以及对人性的扼杀。据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严歌苓“先后在全国多所高中体验生活”。在走访的过程中，她看到了高三学生承受的高强度压力，“有些孩子特别可怜，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这样的学业强压下，一些高中生的情感发展，就会有些异常。”于是，“她想写的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高中生的情感世界，看看在这样的极限境遇里，人性会有怎样的裂变。”⑥为了突出高考前高三学生面临的高强度压力，作者极尽夸张之能事，不惜动用情感色彩超强的字眼，来增加高三学生沉闷与绝望的学习气氛。如"吃了晚饭所有同学就像白天上课一样沉默地走进教室，坐回自己的座位。同学们像一群年轻囚徒结束了放风，走回号子，步子那么拖沓无奈”⑦。“一具具年轻的身体都必须成为机器，对于成千上万道考题就是扫描，储存，盘点，机器必须忽略疲劳、困倦、厌烦，从早晨运转到深夜……”⑧“一天复习十六到十八个钟头，考试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本来就恐怖。”⑨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在这里，年轻的生命中，只有“沉默”的面孔，“拖沓的”步伐，是没有精神与灵*的、不停运转的“机器”，是生活在“牢房”中，没有自由的“囚徒”，等等。对于学生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加无情与残酷的了呢？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绝望，还能剩下什么？似乎除了情感的畸形发展，别无选择。 高考的压力，我们都经历过，并不陌生，现在回首起来，也都历历在目。那里有失利的痛苦，成功的喜悦；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惶恐，也有平静；有责骂，也有关爱；有挑灯夜战的忙碌身影，也有运动场上尽情挥洒汗水的青春激情。“囚徒”与“机器”的言论，或许在同学们抱怨的时候会出现，但是，诸如《老师好美》中那样正儿八经渲染出来的恐怖与沉闷的气氛，着实不多见。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小说虚构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划等号，因为文学的表现手法之一，即为夸张。但是，如果是面对现实发言，就不能采用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式的写作手法，否则，必然会破坏小说的说服力。
小说中，除了这种极尽能事地夸张所带来的缺乏说服力的描写之外，人物的身份和角色功能的错位，同样极其明显。根据作者的描述，丁老师是“市里的优秀教师”，有“十五年的教龄”，已经成功地送走了多届考生，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她带的每一个班级，不但上线率最高，而且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最和谐的。应该说，她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有经验的。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却发现，丁老师在面对邵天一和刘畅时，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娇嗔少女，一个不时发嗲的小小情人。面对两个比她年轻十几岁的学生的情感攻势，她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不时与他们打情骂俏，火上浇油。这种表现方式，无论如何都配不上作者先前给定的拥有“十五年教龄”的“优秀教师”的形象。这种身份与角色的严重错位，从一开始，就为小说定下了虚幻的基调，小说最终的溃败，也在所难免。
四
严歌苓是新移民作家群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得到了普通读者的推崇，同时也得到了文学研究者的垂青，可谓是叫好又叫座。她曾经刻画出了一系列能够“活”起来的人物形象，如田苏菲、王葡萄、朱小环、多鹤、扶桑等。就在读者们期待严歌苓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小说，更加出色的人物形象时，她却开始大踏步往后退，这种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稍稍查看一下严歌苓的创作历程，就不难发现，她的创作起点其实是非常高的。早在出国之前，她的小说创作就达到了一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雌性草地》，不论是叙事艺术，还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思想的穿透力等方面，都拿捏得相当到位，极具开创性。我甚至认为，这是严歌苓迄今为止，最具探索性，最富胆识，最富先锋意识，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她后来创作的一系列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雌性草地》的影响。只是，在人们津津乐道《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令人惊异、甚至不乏“传奇性”的故事时，《雌性草地》遗憾地成了一颗遗珠，这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能，也慢慢地消失不见。
从此之后，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严歌苓，一个善于挖掘新奇的题材，善于设置悬念，情感丰富的“讲故事的人”。在《扶桑》获奖之后，她曾经说到：“我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为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⑩这可以视为严歌苓创作理念的一种转变。对于她来说，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并不困难。她那温婉细腻的语言，丰富的人生经历，移民的身份，都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也正是因为不断地追求故事的“好看”，她开始慢慢失去那份可贵的叙事耐心。正如她认识的那样，“好看”的故事，需要“精彩的情节”，需要“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追求“精彩”与“意外”的极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传奇”的道路。而“传奇”，是不需要逻辑的，它可以完全超脱人类的理性认知，在一种想象的空间里，任性而为。这就是严歌苓近期的诸多小说，都带上了“传奇性”色彩的重要原因。即便是那些讲述底层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脱离不了这种烙印。于是，在这种“传奇性”的推动下，严歌苓不再考虑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相统一的问题，只要情节发展得离奇、好看，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足够了。所以，董丹完全没有写作的素质，也不妨碍他顶着“”的头衔走进各种宴会场合；有着十多年执教生涯的市优秀教师，也可以在与学生的三角恋中做尽各种女儿态；一个护士，却保持着“王葡萄”的言行。
其实，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也是一种放弃“难度”的写作。这样的写作，只要素材足够新奇，再安排一个能引起冲突的构架，就足以进行一种“自动化”的写作了。为此，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严歌苓总会设置一个三角恋或者准三角恋甚至多角恋的关系结构。如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围绕在田苏菲身边的，是欧阳萸（丈夫）、都旅长（准情人）、陈益群（准情人）等；《小姨多鹤》中，张俭身边有妻子朱小环和没有名分的多鹤，而小石与小彭又与多鹤产生了诸多纠缠不清的关系；《赴宴者》中，董丹也有妻子小梅和准情人高兴相伴，外加一个按摩女老十；《老师好美》中，丁老师有两个小情人邵天一和刘畅；《护士万红》中，万红身边有吴医生与张谷雨，外加一个陈等等。这种结构形式，显然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叙事模式，也是吸引读者眼球的最简单、最有效的写作方式。当然，这也是通俗小说最乐意采用的一种结构模式了。虽然严歌苓极力否认她的小说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但是，从最近的几部小说来看，这种通俗性确实越来越明显。
严歌苓并不缺乏优秀的创作素质，也是一个相当勤奋的作家，她本来可以创作出质量上佳的作品，遗憾的是，最近在追求“好看的故事”和放弃“难度”的写作态度中，“滥用与吴用”了写作的才华。这无论如何都是遗憾的。
【注释】
①《收获》2015年第2期。以下关于该小说的引文不再另注。
②[秘鲁]巴?略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23页，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版。
③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参见郜元宝：《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答客问》，载文学报2011年11月17日。
⑤严歌苓：《赴宴者》，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傅小平：《我成不了别人，只能成为严歌苓》，载《文学报》2014年7月31日。
⑦⑧⑨严歌苓：《老师好美》，222、235、28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⑩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见《波西米亚楼》，11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欧阳光明，供职于华侨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